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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78年，教育部、中科院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优秀科研人员200多人进行培训。1979年首批送往发达国家进修、学习，当时杨振宁对这一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并在庐山物理学年会上，提出了“应该扩大化的建议”。因此，在选派第二批进修人员时，人数一下子扩大到3000多人，涉及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。他们学业期满后，抱着对祖国的信心、对祖国科学的信心，几乎无一例外地回到了祖国，他们带来的科学最新进展与思想，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停顿10年后中国科学与发达国家的距离。

　　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境遇，大多数科研人员特别是那个时代担任院所领导的科研人员，说得最多的就是经费的不足。时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的杨乐说，数学所的日子，相对还好过，因为从事数学研究，不需要多少昂贵的设备，这“一定额度的事业费”，勉强应付人员以及对数学所至关重要的图书馆这两笔开销外，也就所剩无几了。而对另一些院所，特别是京外院所来说，“勉强应付”都无法保障，一位所长甚至回忆起为了发放工资而四处奔走进行有息借贷的经历。

　　在接受《科学时报》采访时，杨乐与洪德元不约而同地谈到我国高等教育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。“与国际一流相比，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水平差距较大。”杨乐说，“在那些科研型高校，教授一般都去搞科研了，真正面对学生的水平往往不够理想。”而这些科研型高校，往往是我国的一流高校。洪德元说，“我们应该看到，人才的培养直接影响到中国科学的未来发展。”而在杨乐看来，优良传统在青年一代身上的迷失，也是教育上的严重缺憾，在年轻一代身上，已经很少能看到老一代人热爱科学、献身科学的精神传承，受市场经济的影响，他们更关心的是“一份好工作”、“一份好收入”。

　　而目前的评价体制，则与科学自身的规律相去甚远。特别是科研项目的申请与评价，有着很多非学术因素，人际关系等问题搀杂其中，严重影响了科学界的学术氛围，科学成果的质量也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。而这一点，在杨乐看来也是改变起来最为艰难的，“建立起一个好的评价体制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，甚至不是一个简单的建议可以解决的，需要也值得我们花时间认真思考探索”。而“一个好的评价体系，却可以对中国科学未来30年、50年甚至100年的长远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。”在这个问题上，两位院士再次表现出一致的观点。